kdvp 在布莱克斯通眼里，只有私有财产权才是所有权，国有财产权是一个主权问题。
行政法学研究中遇到的资源有两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外在于本国范围内的资源类型。一则，行政法学研究分成不同的层次，有些研究属于行政法哲学范畴的研究，作为行政法哲学的研究可以广泛地运用本土资源，既要从行政法的一般属性中解释行政法现象，又要从相对底层的东西解释行政法现象，法律哲学过去常被用作狭义上的法理学的同义词，并且被视为法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它是用哲学的观点来检验法律或者将哲学的方法适用于法律问题，例如法律的定义和性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法律所要达到的目的，服从法律、法律概念和语词的解释，法律推理的本质和效力等等。
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探讨了行政法学研究中本土资源的范畴，这个范畴并不是对本土资源具体内容的揭示，只是从大的方面指出了行政法学研究中本土资源的存在空间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体系也必然使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法是行政管理法，这其中的道理无需追述。传统中国的法律是与民主相对立的封建主义的法律，与工业社会的法律体系相对立的封建社会的法律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保守且更多地赞成习惯法。这种义务国家是能实施的，因为它是一种公共机关。[51]同注39引书，第545页。
温斯坦莱对以色列的法律和英国的法律进行了比较，认为以色列共和国的法律文字不多，简短扼要，鲜明有力。这些条文规定，审判官在遇到犯罪事实证据不足时，或者是可以适用特殊法律条款的情况下，可以上报上级审判机关以作最后的裁决。宪法的虚也有它的好处，即节约法律成本。
例如，中国刑法曾经实行过类推制度，虽然在司法实践中，该制度未能充分发挥出它的价值功能，但是它对整个刑法价值体系的破坏却是严重的。进入专题： 宪法约制刑法 权力转换 价值冲突 法律定位 宪政改革 宪政 。而这只是从形式上作出了回答，却没有给出实质性的答案。在效力上，刑法要尊宪法为最高法地位，如有违宪则一律无效。
由宪法控制刑法的作用半径，实际上不是宪法的自发行为，而应当将其视为由人类理性与民主政体相结合的产物。当整个社会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后，其法律属性或迟或早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当国家公权力最初介入刑法时，可以说是一次历史的进步，因为它终结了私刑的滥用。但在民主政治体制下，刑法一旦离开了宪法，其合宪性问题就值得怀疑、其功能性作用也会受阻，此时的刑法如同一个没有持护照的外国游客，随时都有被所在国驱逐的可能。一般而论，如果其他法都能遵循宪法原则，贯彻立宪的意图，其间接方式是能够实现的。这可以把它看作是宪法对刑法应有的尊重。
事实证明，与其由国家直接控制刑法，远不如交由宪法约制更为妥适。如果一国刑法充满了政治色彩，且不论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使得刑法总是处在风头浪尖上而呈现出普罗米修斯的面孔，还将有损于其在世人面前一贯保持的中立形象。如果我们把刑法置于宪法控制之下，就意味着刑法被间接地控制在了人民的手中。但这种想法并不现实，也不符合刑法的一贯走向，在短时间里，现行的政治体系一时半会亦难以接受刑法是私法的观点。
（3）假定它们之间是属于带有政治性质的法律关系或是带着法律性质的政治关系，刑法就需要撇清它与政权、政治组织、政治人物以及政治形势之间的关系[9]。可以说，没有获得宪法授权的刑法既不会被民众接受，也不具有现实意义。
除此之外，宪法对刑法的控制范围还涉及到法律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即刑法在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如果出现违宪现象，宪法的监管机制能否及时到位？从控制工程学的角度认为：监管不到位，所谓的制约就是一句空话，其制约的范围再大也是无效的。每一个国家在其发展演变中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英国是在与君主的妥协中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国在大革命中将资产阶级性质的暴力发挥到极致，美国是在独立战争中走向资本主义的。
这一股力量发源于改革开放的社会，它也必定要为我国今后有关的法律制度的一系列改革注入新的元素。由于宪法监督不到位，司法解释时不时会出现僭越现象，值得关注。强制只能用作最后的手段，也是最有力的方法。目前只是由于受到了种种因素的影响，这种控制关系常常是处于一种游离状态。有人担心，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基础和法治支柱，中国没有作出这样的政治选择，是否会妨碍到宪法对刑法的有效控制？甚至怀疑中国政府有无能力将法治进行到底。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政治观点上的差异性，中国人民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本身无可非议。
这说明宪法之虚是要通过刑法之实做依托的。保障法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刑法的从属地位，这倒不是从法律位阶上说的，而是从刑法与其他法之间存在着的被动性特点的角度所作的结论。
的确，刑法如果兼顾公法与私法性质，不免会让人产生些许遐想：刑法既然是政府控制公民个人行为的，以体现出其私法性质的一面，那它是否也可用来制裁政府行为——假定政府也有反叛人民的时候——以体现其作为公法的另一面？学界的一般观点认为，宪法是人民约束政府的法，而刑法则是政府约束公民的法，政府当然不会允许出现制裁自己的刑法，如同人民也不会允许出现违背自己利益的宪法。[8]在宪法包围之下，刑法仍然拥有属于自己的价值内容。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无论是宪法学或刑法学的理论研究，均保持着各行其是的态度。但在现代社会里，仅仅只有道德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
但是，在少数人控制公权力的时代，刑法却成为了专制的帮凶。如果从中国现实——包括现行的法律理念、法律框架、法律生活及法学成果等——出发进行相关的命题整合和理论推导，对提升这一边缘理论的附加值将有所助益。其实单纯研究公法与私法的标准问题非本文用意，我们感兴趣的是隐藏在这一分类背后的、一些易于被忽略的问题。论规范之实效，刑法更胜一筹。
问题在于，离开三权分立就一定没有法治、刑法就一定会脱离宪法的控制吗？这种说法缺乏事实依据。如刑法对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实行的是严格责任的态度，使其稍有不慎即将面临牢狱之灾。
在法源上，刑法要承认宪法是其立法依据。面对刑法如同面对挟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且敬且惧——所有的法律人都不免会深吸一口冷气，也因此更加坚定了中国必须进行法治改革的决心和信念。
其成因二是现行的中国宪法本身的组织建制与程序要求离规范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仅以人所共知的宪法监督体制的缺位这样一个事实就足以说明一切，这也使得宪法失去了对法律、对政府行为、对公权力的运行机制等进行有效管理的可能。五、从定位关系论，宪法是政治法、刑法是保障法的提法是否合适？ 宪法是规定一国根本政治制度的法律，它需要从宏观上调整或处理国内各种政治体系、利益集团的社会关系，规制出一定的政治秩序，并保证其能够稳定运行，以最终实现其政治抱负。
有此实质三点，再加上上述的形式三点，试问其他法谁又能与之比肩？当然，主权者的意志不可能代表一切，作这样的安排毕竟还需要有一些合理的说辞。每一起的冤假错案无一不是当事人心目中难以磨灭的痛，而如果是由刑事法制度造成的冤案则是整个社会的悲剧、一个时代的痛。刑法以保障法的身份服务于宪法，在它身上是否会因此沾染上一些政治色彩？我想这是毋庸置疑的。我认为，把宪法推导为任意性规范的观点是不恰当的，虽然它不具备在司法方面的制裁性措施，却不缺失在立法方面的强制性权威：在下位法出现违反上位法的情形或其他法出现违宪现象时，这些下位法或其他法将被视为无效。
但是否因此而将刑法归于政治法一类，则值得反思。因为宪法本身就可以凭借一定的程序将自己的内容推向社会，从而形成宪法规则。
在国家条件下，是法律其实都逃不过被政府政治或政党政治所掌控的命运，可见带有政治色彩的刑法不一定就是怪物。（3）约束政府行为的另有他法，如宪法或行政法等，如果起用刑法来担此重任，不仅在逻辑上存在着自罚的矛盾性，而且还会产生诸如自我作弊类的嫌疑——一个犯了罪的政府又有何资格来制定和执行刑法？所以，刑法可以制裁公务员的个人行为，却不具有制裁政府的职能，二者不可混同。
问题在于刑法对宪法的保障与对其他法的保障能是一样的吗？在主动站位方面，刑法对其他法采取的是被动式，即只有在其他法无法处置严重的危害行为时，才会擎出刑法的宝剑。其次，刑法必须接受宪法而非国家强权的控制。
